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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有權對售假商家罰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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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0-09-01 14:09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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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某大型電商平臺內一商家因出售假冒知名化妝品被該平臺經營者起訴,要求其支付違約金。經過審理,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判決售假商家賠償該平臺經營者100萬元違約金。此判決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一些媒體稱其為北京首例對商家網上售假判處懲罰性違約金的案件。從各方反饋及相關評論看,公眾對此案裁判思路基本認同。
  去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今年頒布的《民法典》也針對故意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專門規定了懲罰性賠償責任。結合這些背景,筆者認為,前述判決支持平臺對售假者“重拳出擊”,具有鮮明的政策導向,值得贊同。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不對此案所涉問題進行更細致的分析,對相關裁判合理性的邊界進行嚴格限定,而只滿足于對售假者高聲喊打,有可能跑偏主題,導致一些不良后果。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民法典》針對故意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規定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在性質上是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可以提出主張的是知識產權權利人。而在平臺追責售假商家的案件中,涉及的是違約責任,二者有根本區別。我國《合同法》以及即將生效的《民法典》均沒有認可合同責任領域的所謂懲罰性違約金。因此一些媒體將相關案件定性為懲罰性違約金第一案,是對該案性質的錯誤界定。
  通常而言,平臺與入駐的商家之間會簽訂入駐協議,約定商家不得售假,不得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等義務。一旦商家售假,銷售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商品,對平臺而言即構成違約,需要承擔違約責任。如果平臺針對商家此種違約行為,規定了違約金,那么原則上應當按照違約金條款進行賠償。但由于當事人可能會約定遠遠超過一方違約行為給對方造成的實際損失的懲罰性違約金,而我國《合同法》以及即將實施的《民法典》并不認可懲罰性違約金。因此,針對這種情形,法律規定違約方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酌情調低。這一規定與民法調整平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這一根本屬性是吻合的。從這個角度講,平臺與平臺內商家,雖然在體量上存在巨大差別,且后者高度受制于前者,二者之間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平臺并不能超越合同框架來對平臺內經營者進行“罰款”,這是認識和研究這一問題的基本前提。
  這起案件真正值得關注和深入研究的是,面對售假商家要求調低違約金的請求,法院在決定是否干預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應該進行何種權衡?考慮到平臺對平臺內商家是通過合同條款施以治理,原則上司法者應當尊重平臺規則的約束力,不要輕易干涉平臺的規則制定權。這是因為,如果社會各方一方面呼吁電商平臺應當加強平臺治理,遏制假冒偽劣的泛濫,另一方面卻屢屢在具體案件中否認平臺制定的規則效力,就會破壞平臺治理的規則基礎,使得平臺失去進行治理的最重要抓手——平臺規則。
  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裁判尊重平臺的規則制定權,并不意味著完全放棄對平臺規則的合法性、有效性進行司法審查和行政監管。道理很簡單:平臺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有動力將這種事實上的影響力轉化為平臺規則體系中各種形式的“霸王條款”,從而侵害平臺內商家的合法權益。為此,包括《合同法》《電子商務法》以及《民法典》在內的法律,都通過格式條款規制制度、電商平臺服務協議與交易規則制定的程序性以及實體性規則等,約束平臺單方面設立不合理平臺規則的權力,平衡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
  回到本文討論的問題,其實不能一概認為平臺對于售假商家約定的違約金,都應該得到毫無例外的支持。面對顯著高額的違約金,法官需要仔細分析,售假商家的行為究竟給平臺造成了何種類型、何種程度的損失(這種損失包括但不限于售假行為對平臺商業信譽、平臺上商業環境的損害,平臺為治理相關售假行為投入了成本,是否可以認為其承擔了先行賠償責任、行政責任等因素)。同時,也要考慮商家違約行為的過錯程度、持續時間、影響范圍等因素。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之后,對于規定合理額度的違約金應予支持;對明顯不成比例,屬于平臺濫用規則制定權而規定的高額懲罰性違約金,則應予以適當調低。這樣才符合民法的原則與精神。
  還需要注意的是,相關違約金的適用,是以有確切證據證明相關商家的確存在故意售假行為作為前提,不能以平臺的一面之詞來案。在這方面,尤其需要注意保障被指控的商家應當享有的程序性權利。因為相對于平臺而言,被指控的平臺內經營者,無論是舉證能力還是維權能力,都處于明顯弱勢。如何在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保障平臺內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也是平臺經濟時代下的一個重要課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薛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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